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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奖领域——疟疾与文化和历史的纠缠

2015-10-13    来源:    作者:佚名  阅读:次  【打印此页】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终于在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5:30揭晓,三位科学家因为其在抗寄生虫领域的杰出贡献,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其中,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学家Satoshi Omura因为他们开发出了抗蛔虫新药阿维菌素,为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她和她的同事在青蒿素的发现、改进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开创性工作更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本网站在《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研究详细简介》中,已经对他们的工作做了详尽的介绍。而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也成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科学方面的诺奖得主,是注定会写进历史和为人们所铭记的。

就像北大饶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的,青蒿素发现的年代很有历史特殊性,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科学贡献往往带着集体的印记,为世界科学家定位这些工作的最初发现者导致了很大难度。也正因此,“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位科学家(屠呦呦和张亭栋)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不论这些争议本身,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用砒霜治疗白血病,都是继往开来的大发现。虽然这些发现早在很早的中医学典籍中有记载,但是系统性的考证和继续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则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关于疟疾和抗疟疾医学背后还承载了历史的发展和深刻的文化现象。小编正是从不同角度,试图去发掘疟疾和疟疾研究背后的历史文化现象。

1.抗疟疾药物的中国情缘

抗疟疾药物的发现,可以说是无数医学前辈和科学工作者共同的成果。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根据饶毅教授的博文,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是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杀。文革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关牛棚,更多的被“靠边站”。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期间国内政治形势非常动荡,科研经费非常之少,这期间的很多科学发现都可以说是奇迹。很多科学技术成就,如结晶牛胰岛素、两弹一星、青蒿素、砒霜治白血病还有杂交水稻的早期研究,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都应该是诺奖级别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性,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都是集合了智慧的结晶。这些项目的组织到执行,无疑都需要很强大信念和组织力量。或许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科学工作者们自己的坚持。例如屠呦呦的坚持,五十多年的研究终于有了今天世界的认可,这背后有多少故事?恐怕足够写出几本书。还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哪一个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可以说,坚持的力量带中国走出了低估,走向了未来。今天的科学界,投入逐渐增加,技术人员和力量持续发力,如果能够如前辈科学家那样坚持,还会有多少诺贝尔奖等着中国人?正如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中提到的那样,“凡是中国人能做的,基本老外就没戏了”。

同时,牺牲精神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刘凌云教授和郑光美教授《普通动物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观察了间日疟原虫(疟疾的一种病原体)在人体的生长周期,为疟疾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抗疟疾药物不如今天发达的情况下,用自己做实验冒着很大的危险,可以说真是有着神农尝百草的勇气。同时江静波等还在1982年和国内同行们一起在《柳叶刀》发表了关于青蒿素的研究问题,为青蒿素的研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惜的是,小编只找到了江教授的一张比较模糊的照片。)

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

抗疟疾药物在中国可以说有着千年之久的历史,沿革到今天又有了全新的意义,这种不断的传承和沿革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一。同时,在抗疟疾战争的逐步胜利过程中,还倾注了无数前辈的团结精神、坚持精神和献身精神。

2.非洲:“热带的诅咒”

余昊的一篇《热带的诅咒》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疟疾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在人类的探险历史中,这几百年来,人们征服了绝大部分土地,踏足到了世界的不同角落。然而在一起医学和科技都不发达的时代,世界探险充满了风险。疟原虫在不同的地方,为探险者们制造了死亡的地狱。间日疟在印度、中东、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占比达80%以上,但在非洲却不超过10%。所有的疟原虫都发源于非洲,为何间日疟却被赶出了老家?”实际上这是因为非洲人用自己的身体的进化和高死亡率的代价,暂时赢得了对疟疾的战争。

四种疟原虫

疟疾,由按蚊作为中间宿主从而传播到人类,就是这样的例子。发源于非洲的疟原虫造成了大量的非洲人死亡,那些有镰刀形贫血症的人则有了抗性。这是人类在自然选择压力下的进化。恶性疟的出现时间可能只有短短数千年。世界各地的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多种武器来对抗恶性疟:地中海地区是地中海贫血,非洲是镰刀形红细胞贫血和G6PD缺乏症,美拉尼西亚则是卵形红细胞症。

和很多其他疾病一样,非洲人在疾病早期都有很高的死亡率。这中间,有很多值得考量的地方。例如非洲多数地区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或者沙漠气候。在森林地区,人们砍伐树木,猎杀鸟兽,食物来源在丛林地区主要以动物为主。这些高质量的蛋白质无疑为非洲人带来丰厚的“礼物”。这些丛林的动物有些携带者致命性病毒或者细菌,通过猎杀这些动物,病毒或者病原体会转移到人类族群并逐渐传播开来。这其间不同的病原体有着不同的传播途径,但是从动物到人类,大多都是因为人类食用野生的动物,尤其是那些与人类近亲的灵长类动物。这些灵长类动物携带的病毒或许对动物本身没有太大危险,但是因为这些动物与人类亲缘很近,因此与可能把人类当成宿主,从而传播到人类。由于人类往往对于这些病毒还没有稳定的免疫,病毒早期都会导致大量的死亡。那些有免疫力的个体存活下来,如此,自然选择的力量让那些更强壮的人活下来了,也改变了族群中的基因频率。

其他疾病如艾滋病,也是这样的例子。从野生灵长类传播到人类,进而最终在人类中大量传播。而疟疾和艾滋病的组合更是绝对的杀手锏,可以说是非洲人的噩梦。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大量的产生后代,虽然不能保证全部存活但是总会有孩子存活下来。这就是在自然中存活下来的策略,用基数换取存活数目。这种环境也是所谓的“非洲人的共性”的诱因之一。

通往非洲网一篇题为《如何跟各色非洲人打交道》的文章写道,“许多非洲人认为,事情可以悠闲地做,为什么要和时间赛跑?两句非洲谚语就道出了非洲人的时间观:慢的攀登者不会掉下来(索马里);拖延不碍事,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尼日利亚)。”这可以说是对非洲文化最精辟的解释了。慢,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不看长远。这些都可以说是普遍的共性。对于那些平均寿命短、死亡阴影时刻笼罩、朝不保夕的人们,谈长远规划可能真的太奢侈了。这样的个性,或许就是"忧郁的热带"最好的生活方式了。仿佛看到了按蚊们背后那嘲笑的嘴脸,“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3.印度:大象的无奈

印度也是疟疾的重灾区。但是印度却有着不同的故事。“肆虐于印度的间日疟以不稳定传播的方式存在,对成年人更加致命。由于没有足够频繁的感染来维持保护性免疫,人们终身都受到疟疾的威胁。同时,印度人缺少Duffy抗原阴性基因的保护,使间日疟与恶性疟一道成为危险的杀手。”这是另一段疟疾研究和抗击疟疾的悠久历史。

例如佛教经典《首楞严经》卷五中就有:“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疟”,间日虐的寒热反复无定,被佛经用来比喻无明的生灭。参思生死无常,注重来世的佛教出现在印度,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可见疟疾深入印度历史文化也是由来已久。

现代印度科学家也有些试图从古代印度人抵御疟疾的历史中发掘出新的应用,这个角度来说与中国还是有些相似。余昊还提到,“1947年,3.3亿印度人中有7500万感染疟疾;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死于疟疾的人数超过死于其他原因的总和。为避免疟疾侵袭,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最嗜好的饮料之一即是杜松子酒加奎宁水,它后来演变为酒吧里的宠儿金汤力。”

杜松子酒加奎宁水

历史上的印度并没有形成长久的、稳定的大帝国。很多时候都是伴随着众多的邦国或者是外族入侵,入主印度。虽然广袤的南亚次大陆雨量充足、光照足够,是农业生产的绝佳地点,这种农业上的天然优势应该能够支持文化上的丰富多彩,应该也是大帝国形成的基础条件之一。然而,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盛行使得大量的能量被这些疾病消耗,人们平均寿命降低,儿童死亡率高。“统治者们难以征调足够的军人和从事公共工程的劳动力以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印度诸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脆弱,可能与之不无关系。”而在中国,广大的农业区域支持了历史上多个比较稳定的大帝国的出现。

为什么印度会有不同?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外来的入侵者(如约三千年前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南下进入印度热带地区时,遭受了疟疾等热带传染病的侵袭。种姓制度和跨种姓接触的禁忌成为一道防火墙,体现了入侵者与传染病保持安全距离的恐惧心理。近年来对印度人基因组的研究表明,严格实施种姓内通婚的种姓制度已绵延了数千年。而中国大陆则体现为“大融合”、“大一统”,历史上的数次民族融合导致了如今汉族基因的多样性。

印度文化中巨大的差异性,可能就是“隔离”的结果。强烈的保护意识,导致了不同区域的分割,出现不同的语言和习俗。同时社会阶级流动性不大,也成为阻碍现代印度发展的因素之一。龙象之争的最终结果,或许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定论?

小编总结:

不同的种族对于疟疾有着不同的反应,这背后体现的可能就是不同民族背后的文化内核和历史演化,也决定了民族未来的运势。开放包容,传承创新,这些对于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不被自然所选择,我们要选择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朴素的实用主义,会不会让中国龙腾飞的更高更远呢?这其中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